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
我们不禁要问，人类社会除了权利之维之外，还缺失了什么？法律在力保权利的正常行使之余，能否为道德的建树助一臂之力。现代西方法系把权利保护作为法律的主要功能，这无可厚非。
转引自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律思想史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45—146页。许多人很富于同情之心，他们全无虚荣和利己的动机，对在周围撒播快乐感到愉快，对别人因他们的工作而满足感到欣慰。今中国修订刑律，乃谓为收回领事裁判权，必尽舍固有之礼教风俗，一一摹仿外国。我们说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区别于世界其他法系的重要标识，人们也不会不同意。又指出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，可以为之欣然。
在我们看来，旧法律与新法律的矛盾或根本区别，更接近于上引的法史学家所说：在旧律中道德与法律合一，在新律中道德与法律是分离的。[36]因此，这一次的争论没有深入的法理探讨，只是见子打子的反复诘难，甚至是政治干预下的学理屈就，从而使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，更谈不上深化了。孟子没作正面回应，似乎并不认同[176]。
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者在谈到权利与法关系时，往往都是以自然权利为突破口的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各有不同。[175] 《礼记·中庸》[176] 参见《孟子·告子上》[177] 参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[178]反观孔子，对利益和财富有很平实的态度：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[113]社会契约、自然状态乃至自然权利，遭到了功利主义者的批判，边沁说到：关于原始契约和其他的虚构，也许在过去有过一段时期，它们有它们的用途。当然，这片广大的中间区域并非清一色，由于人们利益、欲求、群体、阶层、条件等等的区别，这个广大区域是有层级的，人性的表现也五光十色，善恶交替、誉毁不一，显现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
尤其令人欣喜的是，在儒家的努力下，从人性的深处引伸出道，让中国的传统政治浸润了深厚的人文关怀，培植了中华文明的万世之基。法哲学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，法哲学的定义也难以统一，这里我们把法哲学定义为关于法律的根本规定的思考。
[117]休谟也说：没有人能够怀疑，划定财产、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，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，而且在确定和遵守这个规则的合同成立之后，对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谐与协作来说，便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。[102] 霍布斯说：这些有关我的、你的，（即私有财产权）以及臣民行为中的善、恶，合法与非法的规章便是市民法，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各自具有的法律。[121]马里旦因参与二战后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的起草而蜚声国际，其实是得益于他的人权思想，马里旦的人权思想有其独到之处，他对格老秀斯以降的权利思想均持否定态度，他认为这些思想从人类意志和自由中引伸出来，它们最终取代上帝成了自然法事实上的终极源泉。由自然法产生了男与女的结合，我们把它叫做婚姻。
他矻矻以求，不能见容于诸侯。事物的运动在于自身的对立统一，也就是说，不仅要有同一性，更要有对立性，没有同一或没有对立的运动都是不可思议的。相反，人们的行为如果有利于他人，满足了他人欲望的实现，人们会说这是善。……自然法一旦成为法文，便不容易变动，必须要适合自然法才算正义。
这就是政府和社会的起源。[65] 参见（德）康德著，苗力田译：《道德形而上学原理》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。
这就是说，人性是天生的，遵循人性、引领人性即是道，对道的把握需要学习，需要实践。如果主性恶说，刑设法罚则大有用武之地，禁恶除奸，百姓安堵。
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凡是进入交换的商品，不管它们是如何的种类繁多，也不管它们的使用价值是如何的天差地别，但有一点对商品全体都是一样的，即作为商品，它们必须是人们需要的、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。[54] 参见（美）乔治· 萨拜因著，邓正来译：《政治学说史》，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，上卷，第88—90页。使他们都能从遵守秩序出发、合乎正确的道德原则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故曰：‘道之所言者一也，而用之者异。
严格地说，商业垄断下所形成的买卖关系还不算恶的对立，还算互有取予的对立统一关系，但由于卖方的垄断地位使买方蒙受了损失，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，买方只是价格的接受者，自身的同一性没有得到完全实现，应该算一种弱化的恶的对立。在另一方面，这一努力在西方又呈现出另一面相，即对正义与法的探讨。
而道德则是主观的、自为的、内在的，也因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必须完成其向更高环节—伦理的过渡，黑格尔说：无论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，而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，因为法欠缺主观性的环节，而道德则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，所以法和道德本身都缺乏现实性。韩非或许从荀子那里全盘接受了性恶论，他对人性是悲观的，认为只有通过法制才能加以治理：今天下无一伯夷，而奸人不绝世，故立法度量。
没有任何一种商品不是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，对人类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物品绝对不可能成为商品。[94]我们无须陷入功效和道德的概念争论之中，问题还可以更尖锐地提出：就算这八项规则是法律的内在道德，这些内在道德是否就是法律的内在规定和根本遵循呢？[95]通观以上思想家对道德与法的论证，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，不失精彩纷呈。
康德用他的绝对命令来规范正义，但他的绝对命令过于超凡脱俗，[202]在现实中难得其施。这样看来，人们善与恶的实现是因为有一个他者的存在，是外化的，但是这种外化又与内在的欲求直接相关。人类的理性之光只不过是上帝的神圣之光的印子，借助于它我们可以分辨善恶。[109] （法）卢梭著，州长治译：《社会契约论》，第463页，载《西方四大名著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
所谓道，就是对人性的理解、遵循、把握，同时还应该有统率、引领的意味，也就是说，道是主观性（对人性的把握）与客观性（人性）的统一。[60]卢梭的正义与法的观点有些特别，他先指出：无疑，世间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。
他先用正理平治来作为善的标准，然后又列举了一些人性恶的社会表现，认为针对这些恶的表现而应正理平治，而正理平治只是后天的教化所为。它可以概括为如下公式：‘依靠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。
权利与法的联姻应该是最紧密的，但对权利与法关系的论证，却是近代的事，这不能不令人深思。但是，这种外在化，这种内外结合，并非必然就产生善与恶，甚至可以说，在绝大多数条情况下，也并不形成善与恶。
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，对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影响甚巨，西塞罗在其《国家篇》中写到：真正的法律，乃是与大自然相符合的正理（rightreason）所谓的邪恶，是指偏邪险恶悖逆作乱。最重要的是，人类作为理性的造物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听命于神圣天命，他们与神圣理性有更相宜的行动和目标，人类理性所分享的上帝的永恒定律，即是自然法。[64] （德）康德著，沈叔平译：《法的形而上学原理》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，第32页。
[29] 参见登特列夫著：《自然法：法律哲学导论》，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1—47页。有些人转而狂热地反对权利。
维护道德与权利的正常行使，是法律的内容性规范。事物的运动在于自身的对立统一，也就是说，不仅要有同一性，更要有对立性，没有同一或没有对立的运动都是不可思议的。
正义的的第二个原则：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（1）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，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，以及（2）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。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，可以听之聪不离耳，目明而耳聪，不可学明矣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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